阿宁长得不算好看,大嘴巴,塌鼻子。

个子一米五五,即使在南方姑娘里面也属矮小,何况是在北京。

她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做媒体经理,在这个新闻调查记者犹如非物质文化遗产、走一个少一个的时代,与她一样报纸出身的新闻记者,不少选择了栖身于财大气粗的科技公司,干着媒体公关的营生。

阿宁还记得在北京某报的日子,做年终民工讨薪报道。她采访的那位甘肃民工,仅仅四千块的工钱要了三年,每天为了节省两元钱,从南五环的家骑自行车到北四环的工地上班,一家四口挤在不到十平米的棚子里居住,听说她来调查报道,甘肃民工买饮料给她喝,但身上掏出来的除了工地的饭票,就是几块钱的零钞,阿宁差点哭了,不敢喝。

报道刊出的前一天晚上,整版被毙掉,整个系列特刊被叫停,领导为此做了检讨,阿宁不敢给等着报纸出街的甘肃民工打电话,告诉他发生了什么。

那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,转过年来,阿宁三十二岁,单身。

妈妈继续给她安排相亲,同样在北京打拼的广西老乡,个头比她高不了多少,干房地产的。两人在酸汤鱼馆子里,聊起各地美食、民谣、犯罪小说和人工智能,阿宁像孔雀一样展示自己的博识多才,相谈甚欢,双方都同意保持联系,做个朋友。

阿宁记不清这是第多少次相亲了,妈妈路子越来越野,恨不得把全北京的青年才俊介绍给她,只是随着时间推移,相亲对象的年纪越来越大,最近开始给她介绍离异男子,「离异但是无孩,也可以见见嘛。」

不能这样下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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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后王爱兰女士是这座小城市里赫赫有名的特级教师,重点中学的重点班主任,数学之神,退休后又被返聘的副校长。

王爱兰的丈夫是文化馆长,当地县志修编的主持者,各类名胜旅游项目的首席顾问。

王爱兰的父亲是二十年代日本留学生,国民党的大官,擅长水墨荷花的文人画家。

这一家子书香门第,从来没输过。就算遭过罪,也是历史的错,不是他们的错。

王爱兰自有一身轩昂之气。

独女卢宁,沪上名校新闻系毕业,又留德深造读社会学,现在在全国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工作,上一轮房价走低的时候,在北京东四环买了自己的小房子,如今价格已翻番。学历高,收入高,身家高,一切的一切,都符合家乡人想象的精英模样。

「阿宁,你们那个打车软件有没有员工福利啦,你们打车是不是不要钱的?」

「没有啦,您想到哪儿去了。烧钱的亏空还没填上呢。」

「阿宁,你一年赚得到三十万不?」

「很累的啊,996工作制啊,我们是拿命换钱。」

「你房子现在能卖几百万啦?」

「几百万也不卖,卖了我睡街上去啊。」

女儿娴熟地应对着亲戚的好奇,王爱兰在一边笑吟吟看着,阿宁冰雪聪明,有才华,懂事,一如既往地令她骄傲。

唯一的遗憾是还没有成家。被问到什么时候带个对象回来,阿宁才开始躲闪,「这个要缘分的,急不来。」

「你们别光问,快给她介绍对象,要在北京的。」王爱兰说。

照王爱兰的意思,阿宁最好能嫁给北京人,这样小孩落地便有北京户口,教育不成问题,将来老两口彻底退休了,到北京去住,含饴弄孙,一条完满的人生轨迹。

王爱兰桃李满天下,关系、门路诸多,这些都被用来远程为阿宁安排相亲,相了五六年,见过三四十个青年才俊,仍缺一个如意郎君、东床快婿。

王爱兰不气馁,准备再接再厉,给女儿拉一批新名单。

直到2016年国庆,阿宁在家休完一周假后,留给王爱兰一封信,事情才画上了休止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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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封5页纸的手写信,像一枚炸弹轰碎了王爱兰的平静生活。

爸爸妈妈:

对不起,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,我已回到北京,很多话我不敢当面说,在电话里说又不合适,想了很久,只有写信。

这封信断断续续地,用了一个月才写完,常常写一点就因为恐惧而写不下去,在犹疑和反复中终于完成。

多年来,你们为我安排的相亲,我都抱着很奇怪的心理去见面,因为没有理由拒绝,于是我把它当作认识别人的另类社交方式,而且即使完全无兴趣,总要让对方知道,我见得多,懂得多,有主张,不可以给你们丢脸。

但这样的相亲并不能给我带来姻缘,因为,我是同性恋。在上海上大学的时候,就确定自己的倾向了,现在的生活中,也有交往的对象,当然,她是女性…

从小到大,我一直希望得到你们的肯定,肯定我是个让大家骄傲的孩子,并且一直在为此努力,然而这一次,恐怕我的坦白像是给了你们一记耳光,让你们彻底绝望。

以前和你们试探性地聊过同性恋的话题,也戏谑地说过「找不到合适的男人,有合适的女人也可以」这样的话,但你们、小叔叔、小姨,还有其他人说起这些的眼神让我觉得自己连一个罪犯都不如,我真的好难过,同性恋者在你们眼里如此不堪。

这些年来,只要一想到你们会作出的反应,我的心就会拧到一起,拧成一个结,我也问自己,能不能做一个家人眼里的正常人。也许可以,就是背叛自己的内心,背叛自己的生命,对于我来说,这一辈子就浪费了,就是我痛苦,但你们不会。

我也想过找一个男同性恋结婚,也就是形婚,但这意味着我一辈子在你们面前,在我最亲的亲人面前,都得做一个「两面人」。

从小我就想改变世界,我心里真正的家乡不是一方故土,而是一个没有暴力、压迫、彼此伤害,人人都平和、安乐,并敢于真实面对自我,不逃避、不麻痹的世界。我知道我的力量微小,但如果首先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,谈何改变世界。

爸爸妈妈,你们是世界上我最亲的人,无论我多少岁了,是什么身份,乃至说变性了,都是你们的孩子。

这一生的生命是你们给的,即使你们决定要收回去,我也毫无怨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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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过去了,这一年来,王爱兰过得三波六折,恍若隔世。

她给阿宁打电话,整夜整夜的交谈、规劝、争吵、斥责:

「你怎么那么确定自己是同性恋?你就是相亲相烦了,缓缓就好了…你搞错了!我不信!」

「知道社会上怎么说你们的吗,你们是搞同性恋的,你注意这个搞字,就是乱搞、胡闹、不负责任、不健康、不正经的意思。知道你舅舅怎么说的吗,同性恋这种人就不该让他们出门,败坏社会风气。连亲戚都不理解,一般人更不会理解,你希望大家像看怪物一样看你吗,你愿意被孤立被排斥吗,你承受得了吗。」

「就算你要试一下,玩一玩就行了,不要那么认真,你会吃亏的。你改回来吧。」

「你不怕被人嫌弃、被看不起,那我先骂给你听,你这是变态、不男不女、怪胎、恶心!别怪我话说得绝,我问你,你单位同事知道你的事情吗,你向他们公开了吗?为什么不公开,你在怕什么?你心里明镜似的,你知道这种事见不得人!」

「你要当同性恋当一辈子,不要结婚了?不生小孩了?你今后怎么办呐?等我们死了,你一个人,谁照顾你,你怎么生活啊,老了多可怜啊!」

电话里说服不了女儿回头,王爱兰带着酸笋、红菇、沙虫干跑到北京,在阿宁的一室一厅里住下,一边给女儿煲汤一边苦劝,话说得不对头,开始砸盘子摔碗,踢打阿宁,阿宁不敢躲,于是抱着她的大腿,仿佛小时候依偎于她的样子,她便踢不了女儿,两人的眼泪流在一起。

有一次,恨起来的时候,王爱兰要阿宁跪下,答应「改掉这个毛病」,阿宁不肯,她掐着阿宁脖子往下摁,阿宁跪下大哭,竟昏了过去,王爱兰惊慌起来,不敢再逼她。

相亲对象暂时不介绍了,改介绍心理医生,阿宁不置可否,要求王爱兰先看一些有关同性恋的书籍和电影再说。

王爱兰看了李银河的「同性恋亚文化」,接触到「异性恋霸权社会」「人际关系可能性」这样的概念。

王爱兰看了「蓝宇」「断背山」「阿黛儿的生活」,发现里面的感情都没有好结果,特别是一部叫作「美少年之恋」的电影,电影里,父亲发现自己是同性恋的秘密后,男主角选择了跳楼自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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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阿黛儿的生活」

王爱兰怕女儿也想不开。

如果世上有一种有效手段,可以扭转女儿的取向,王爱兰会毫不犹豫地执行。可是没有。

她唯有接受女儿的取向,和与之俱来的怪异眼光。

「不接受也得接受,自己的孩子没办法。总不能把她往死路上逼吧,你说多了她有想法做傻事怎么办?还是活着、幸福最重要。」

「退一步想,总比坐牢、生癌好吧。」

0106-080106-09「我看李银河的书写了同性恋的方方面面,就是没写同性恋的父母是怎么过来的。」王爱兰说。

从激烈反对到接纳,王爱兰回忆起心理转变的过程,一开始是懵的,「看完信脑子一片空白,怎么半空里突然岔出这么一个事来,完全没想到。」

是对同性恋感到陌生?「我当然知道同性恋,但那是一个跟我无关的概念,作为一个社会现象,我可以接受。但是这事情发生在自己女儿的身上,我是接受不了的。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这种心情。」

然后就是巨大的羞耻感,做人要强了一辈子,一夕之间在亲朋好友面前抬不起头来,「人言可畏,传出去了什么脸面也没了。现在这事情只有我和阿宁爸爸知道,谁也没告诉,在外面决不会主动聊同性恋,有人提到这个话题我都尽量避开。」

然后是恐惧,害怕女儿在世俗眼光下过得艰难、压抑,怕她以后孤单,找不到疼爱她的人,「作为大龄女青年,异性恋找对象都那么难找了,同性恋是少数人群,岂不是更难。」

此外还有愧疚,认为事情衰就衰在阿宁的个子不高,外形样貌不出众,男人是看脸的,阿宁相亲失败太多次,对男人伤心了,才找女人做对象,「所以我会内疚没有把她生得漂亮一点,阿宁说我这个完全是胡思乱想。后来我自己也觉得可笑,如果男人找女人要看脸,女人找女人就不看脸的幺。但是当时就是忍不住为她的取向,去找各种理由,想摸清楚病灶后,能够对症下药,扭转她的取向,为此还说过出钱让她去整容这样的话。」

最后接受了,也依然会难过,「即使现在,想起女儿是这样的身份,就要掉眼泪。」

以后,王爱兰打算把女儿出柜的事情一点点告诉家族里的人——她的兄弟姐妹,阿宁的表弟表妹们,「因为我只有越来越老,阿宁还有很长的人生路要走,我帮她在家族里宣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,起码孩子没那么大压力。得到亲人们的理解,她就轻松一半了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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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下定决心宣传同性恋的知识以前,王爱兰可能需要了解这些情况。

根据世界公认的数据,同性恋占总人口数的4%—6%,据此推算,中国同性恋人数在5600万至8400万之间。性学者李银河宣称,中国同性恋群体的规模在7000万左右。

然而,在公共领域,这个庞大的群体几乎一直处于失语状态,市面上看不到描写他们的严肃文艺作品,消费他们的耽美网文倒是蔚为大观,影视剧里暧昧的卖腐桥段一度成为标配,被用作吸引年轻人的噱头。

媒体上缺少足够平等的报道,即使在一些挺同的报道中,也会出现「同性恋这个问题」「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包容度」这样的句子。

官方对待他们的立场常常走向负面,2016年6月,广电总局出台的「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」,将同性恋界定为「非正常性关系、性行为」,「相关视听节目应予删除」。2015年,蔡康永在综艺节目上泣诉「我们不是妖怪」,节目很快被封杀,理由是「嘉宾对非正常的性关系持同情态度,挑战传统道德观和价值观。不适合向公众传播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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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之相应的是,在中国,只有5%的性少数人士「出柜」,只有8%的性少数人士能获得家人的支持(《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调查报告》,2015年,北京大学);30%~35%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,9%~13%的人有过自杀行为,67%的人感到「非常孤独」、「相当压抑」(《环球》杂志)

从世界范围来看,中国同性恋的处境也难言乐观。2013 年,皮尤研究中心调查了 39 个国家对同性恋的态度,问受访者「社会应该接受同性恋吗?」,中国的接纳程度只有 21%,远低于美加与欧洲各国(加拿大80%、美国60%),在东亚国家中垫底(日本54%、韩国39%),整体排名倒数 16,仅高于乌干达、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和埃及、巴基斯坦等穆斯林国家。

2007年,皮尤做过同样的调查,当时中国人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是17%,6年过去,中国社会提升了4个百分点。作为比较,在同样的时期里,韩国社会的同性恋友好程度提升了21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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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同性恋父母的立场,中国没有任何数据可查,但可以参考日本的此类调查:

2016年,日本研究机构「LGBT Marketing Lab」针对年龄介于30-59岁的560名父母进行调查,如果子女以LGBT身份出柜,他们是否能接受。

结果显示,坚决反对、即便断绝亲子关系也在所不惜的父母(占10.8%),与轻松接受的父母(4.9%)都是少数,大部分父母态度和王爱兰差不多,即「虽然不愿意,但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,不得不接受」。

在一个自上至下、由亲到疏都对LGBT人群不甚友好的社会里,要顶住世俗看法,站出来支持同性恋,需要极大勇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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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对这样的孩子有什么看法,我借鉴一下,也许更放得下。」采访中,王爱兰不止一次询问我,如何面对歧视目光。

手足无措的我最后推荐她去了解何德星——香港退休中学老师,歌手何韵诗(已出柜)的父亲。

这个七十岁的老人被问到如何面对周围人的异样眼光,他快人快语,「其实这个问题一句话就可以解决,她是我的子女,关你什么事?难道我女儿在泡你女儿吗,就算是,那都是她们自愿的,与你我何干!」

但王爱兰未能释怀,「他说得很刚硬,但他是在香港,又是大明星的爸爸,我们生活在小地方的普通人比不了啊。」